后记
◇张攻非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大师教语文》，称得上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著作。说“空前”，是因为它记录了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几十位当代语言文学大师共赴同一课堂，向普通大众授业解惑的盛举；说“绝后”，是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能否出现这样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群体，我们并不乐观。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书是经典，是传世之宝。
这部独一无二著作的问世，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2年夏天到“文革”前。这是建国以后十七年中的末尾五年。国家初建，大批有志热血青年涌入国家机关投入祖国建设的高潮。他们经历过三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各项政治运动，独独没有经历文化学习的高潮。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社会的巨大缺憾。
对缺憾的清醒认识，唤起了两位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一位是孙起孟，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兼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他后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离休，享年百岁；另一位是我的父亲张知辛，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中华函授学校校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寿仅57岁。他俩从三十年代起，就是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挚友。他们共同商定举办“语文学习讲座”。
“语文学习讲座”从1962年夏天开讲，几年间举办200多期，平均每周一期。参与讲座的有叶圣陶、吕叔湘、王力等语言大师，也有老舍、冰心、赵朴初、赵树理、周振甫等文学大家，共40多位。叶圣老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讲座的盛况：“北京讲课的地点，先借用长安大戏院，后来借用民族文化宫礼堂。每回讲课之前，场子里就坐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一个迟到的人。大家聚精会神，一边听一边记笔记。结束的时候不等主持人示意，全场早就掌声雷动了。这热烈的掌声实在是反映了学员们迫切求知的心情。”
叶圣老所说的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语文水平的现实，在摧残文化的“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的70年代末，又一次显现出来。这即是延续“语文学习讲座”生命力的第二个阶段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革”期间在秦城监狱关了八年的孙起孟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国家拨乱反正、全民族迫切需要提高文化水平的当口，他想到“语文学习讲座”曾经发挥的历史作用，提出重新编辑出版大师讲义的设想。他将这副重担郑重交付我的肩上，他强调说：这也是继承你父亲的遗志。
所幸据大师们讲课内容印成的200多篇讲义幸免于“文革”的涂炭，完整保存了下来。重新编辑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刼难后广大群众干部提高语言文化水平的需要，将讲义分为专题，以丛书形式出版。定名为《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共分7辑，依次为：《语文学习的基础》《阅读与写作》《文章评讲》《应用文写作》《现代文选讲》《古代文选讲》《诗词选讲》。全书约120万字，序言分别由叶圣陶、吕叔湘两位德高望重的大师承担，书名由卓越的爱国宗教领袖、书法大师赵朴初先生题写。
编辑《丛书》的8个月，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其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在有幸与大师们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的他们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
叶圣陶，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出版家，从小就读过他的书，熟悉他的名字，但当你怀着敬畏而略带紧张的心情走近他，看到的却是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老人，感受到的却是如沐春风般的温暖。《丛书》要写序言，叶圣老二话不说承担了，而且很谦逊地邀请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蒋仲仁先生和我，到他家“商量商量”。我们如约到了府上。京城的一月天，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叶圣老打开正房的屋门迎接，拱手连说：“让各位受累了。”正房坐北朝南，一间是卧室，另两间打通，客厅书房共用。我们四人，正好围着八仙桌一边一个坐下。
叶圣老拿出他的序言提纲分发给我们，这让我吃了一惊。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写一篇千字文是信手拈来的事，怎么事先要写提纲还交由讨论？我的眼神聚焦在每一个字上。第一页稿纸上，写了三段话：（一）叙职教社关于函授学校和语文学习讲座的创办和经过情形。附带叙影响及于其他地方的情形。此须请攻非同志写录资料。（二）叙讲座的盛况。机关干部，学校老师，部队官兵，商店职员，坐满民族文化宫大会堂，先时入座，如饥似渴，聚精会神，满意而散，如此全局，至今宛然在目。此段似宜带抒情笔调。（三）略叙此辑的编排，说明此辑各册都是“举一隅”，希望读者能“以三隅反”。文学作品的鉴赏足以启发智慧，开拓情思，对任何人都有益处，不限于专搞文学的人。作文是人人终身必须的技能。
提纲上的字是蓝色圆珠笔道，一笔一画，清楚工整而具功力。我问张志公先生，谁帮叶圣老复写的呀？张先生望着我，语气凝重地说：“是叶老亲笔复写的。”我当时所受的震撼，直到今天也想不出用什么语言可以形容。
再读叶圣老写给我的一封信：“攻非同志：来信诵悉。因为至善在外间开会，今天上午才回来，足下需要的原稿到此时方能寄上。有劳盼念为歉。来信说的话我不敢当。我只是个极其平常的人，不过不肯马虎是一向的脾气。不肯马虎往往会流于琐碎，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匆复，即请近安。叶圣陶 三月卄七日”。寄来的稿件信封上，叶圣老亲笔在8分邮票上方划了一条线並注明＂加重＂二字。落款写明：东四八条71号叶圣陶寄。这封信及信封在我看来，不啻经典文物。中华民族自古遵奉的平易、谦逊、关爱、低调的美德跃然纸上，令人感动。
我后来的几十年还多次讲述叶圣老的另一个故事。叶圣老住的房子是一个三进四合院。每到冬天，接他的司机快到时，他总是提前穿过三道院到门房等候。秘书说，您年纪大了，站风里冷。您在屋里等司机叫您吧。叶圣老回答，司机穿得少，跑出来容易感冒。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
《丛书》拟发两篇序，另一篇请吕叔湘先生撰写。吕叔湘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备受推崇的一代宗师，我到他家去取稿，因顾虑老人太忙，有意推迟了两天。吕老住建国门外普通楼房的三居室，我进门时，师母正在给他剪发。见我进门，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等你两天了。我不好意思地连连道歉並说出原委。吕老说，我的确很忙，理发都在家里，就为节省时间。遵守时间，才能忙而不乱。约定的时间都不守时，我就忙乱套了。我从吕老这里懂得了：约好的了事一定要准时，因为守时是对人起码的尊重。
我曾有机会同吕老聊天。有次他跟我聊语法。他说，语法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的汉语语法包含：语法一、古汉语语法；语法二、外来语语法；语法三、约定俗成。他举例说明语法三，毛主席提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按规范说，应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但毛主席这样说了，大家都这样说了，这就叫约定俗成，不能死抠原来的规范。
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他女儿中学新换的班主任名刘胐胐，这个胐字很生疏，张先生说没见过，读不出。第二天开会遇到吕叔湘先生便去请教，吕先生也说不认得。张先生回家查了康熙字典，才知道这个字不读“月”、不读“出”，而读“斐”。张先生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像吕叔湘那样的大学问家，不懂就说不懂，绝不装懂误人子弟。
再引几封书信，说明什么是大家风范。
赵朴初先生来信：“攻非同志：前函所谈临江仙词‘无声’之意，我未将我的意见说淸楚。我想，可不可把歌曲来做比喻。每支歌曲都有它的主旋律。这里的‘无声’便是这首词的主旋律。这支歌实际是于无声之处谱出的无声之曲。我在前函中说的前后呼应，不太妥切。不知这样比喻是否讲得淸楚一些。请代向周（振甫）先生请教，为荷。朴初 2.11”
另两封是王力先生的来信，第一封说：“《谈谈写信》已寄来，我在校样上加了一段话，不知来得及加印进去否。那一段话是：许多同志在信封上写王力（教授）收，把教授二字放在括号内或者把教授二字写得小些，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也是没有礼貌的，似乎是说，你本来不配当教授，我不过注明一下，以便投递罢了。写给一个教授这样写不要紧，写给部长或主席也这样写，得罪了部长或主席，那就不好了。”在我复信几天以后，又收到王力先生的回信：“攻非同志：来信收到。你的意见是对的。我的文章那一段最后一句应删去。你看看是否收得住？请你代我补一句结束这一段话，好吗？”
王力先生的讲稿中，白居易《忆江南》中一句为“春来江水绿于蓝”，与中学课本的“春来江水绿如蓝”有一字之差。我不敢仅凭记忆贸然改正，于是请教古语文专家王泗原先生。在一个大雪天，王先生从西城白塔寺赶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又从图书馆赶到东城沙滩我办公的地点，将诗句出处的相关资料交给我。要知道，王先生患严重关节炎，平日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大雪天，他是怎样艰难地走过来的呀。我将王泗原先生查证的结果报告了王力先生，他复信说：既然《词综》影印本作“绿如蓝”，应依《词综》改正。因为“绿于蓝”不好解释，“绿如蓝”才好解释。
另一位元曲专家隋树森先生的精神也让我感动不已。他因中风卧病在床，仍坚持亲自核对修订原稿。我去看望他时，见他正一字一句用我已听不太清楚的语言口授需要改动的地方，由他弟弟在一旁记录誊写。
为老舍先生收入《丛书》的讲稿，我拜访了老舍夫人胡絜青老人。老舍东城的家，拐弯不远处有个小酒馆。说到老舍的创作，胡絜青老人讲到了那家小酒馆。当年小酒馆里的常客，多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黄包车夫。老舍经常与车夫混坐一桌，笔下淌出了《骆驼祥子》。
从大师们的身上，我亲身感受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更加真切地懂得了一个道理：道德与文章并重。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正是在道德与学问两方面都达到很高的境界，从而受到人们崇仰。
这套经大师们亲笔修订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于1980年9月公开出版发行。两年内加印五次，发行量逾百万。同时面世的还有另编的、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80万字海外版。叶圣陶、吕叔湘先生说：《丛书》的出版“创造了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是大师教语文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即指当今。当今的语文学习存在哪些问题和困惑呢？第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高校宣布取消语文教学。拼钱学外语，成为社会的主导，国语遭到五千年来最无知的贬低；第二，中国语言文字中，道德及精神层面上的教育，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原来教材上的《狼牙山五壮士》在激烈的争论中居然败下阵来，让位于某歌坛明星；第三，应试教育的魔咒将语文教育引向偏执，语文基础的教育被套进“脑筋急转弯”的怪圈里；第四、广大语文教师多年不遗余力地呼吁纠正语文教学的偏差，虽有改变的迹象，但仍需造势形成强力推动的社会氛围和气场。
大师是我们仰望的一座座高山，他们的谆谆教诲有如高山上融化的冰雪，一点一滴滋润着广大民众的心田，其意义的重大和影响的深远，无可估量。正因如此，我们萌生了以大师的经典著述来警醒社会、激励人们学好语文的愿望。这一想法有幸得到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
我的大妺妹张明非教授和妹夫黄介山教授，承担了此书的编辑任务。鉴于“语文学习讲座”举办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出版也有30多年，其间我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丛书》中选讲的个别篇章、所列举的某些例证，不可避免带有当时的烙印。因此编者在保留《丛书》基本面貌的原则下，对原有篇目进行了筛选，对一些文字也有所删节，篇幅由120万字压缩到80万字左右；编辑体例也由原来的按文体分为7辑，改为按作者排序，分为上下两卷，更突出大师们研究语文的精髓和不同风格，定名为《大师教语文》。
如今，本书的作者大多已离我们而去，我父亲张知辛和我们兄妹两代人为此所作的持续半个世纪的接力，不仅是对已故大师们的纪念和缅怀，更是出于对大师们切肤珍惜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是对大师们亲自传承和铸造的语言国宝得以万世流芳的殷殷期望。
2014年6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