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讲解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讲解

◇王泗原

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现代》第二卷第六期,后来编入《南腔北调集》。

这篇文章是为纪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五个青年作家而写的。这五个青年作家是:白莽,就是殷夫,原名徐白,浙江人;柔石,原名赵平复,浙江人;冯铿,又名岭梅,广东人;李伟森,又名求实,湖北人;胡也频,原名胡崇轩,福建人。既是纪念,当然就不能忘却了。为什么说“为了忘却”呢?或者以为这是反语。其实并不是反语,而是表示极沉痛的心情。人们遇到特别痛心的事,往往会说“不要说它吧”或者说“把它忘了吧”,在痛心地离开亲人的时候,也往往说“你把我忘了吧”,这都不是反语,而是表示沉痛。鲁迅的文章里是有不少反语的,如《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说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他,有这样一句话:“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又如提到图书审查,说“如此善政”。又如《记念刘和珍君》里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几处的“恩”、“高厚”、“善政”、“伟绩”、“武功”、“不幸”等,都是反语。

《为了忘却的记念》分五节。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说早已想写这篇纪念文章,却没说这五个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值得纪念,倒说只因为悲愤没有停止,想借此,也就是写这篇文章,来摆脱悲哀,轻松一下,也就是倒要将他们忘却了。这就显示了有多么重大的悲愤。用“袭击”,表示悲愤非常猛烈。说“两年以来”,“时时”,“至今”,表明这悲愤什么时候也没停止过。纪念死者,而着重说“悲愤”,这就表明五个青年作家是被反动派杀害的,此文既是对死者的悲痛悼念,也是对反动派的愤怒谴责。这一段,意思深刻,笔墨沉重,作为总冒,压得住全篇。这不是一般的悼念话所能比的。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作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做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第一句记五个青年作家遇害的时候。这句话用传统的记大事的郑重写法,年、月、日、时间一一写明。可是遇害的确实时刻竟无法知道,只能写“七日夜或八日晨”。说“我们的”,表示自己同五个青年作家的革命感情和同志关系。用“同时”,表明反动派竟在一个时间杀害了这五个青年作家,那是多么残暴。这也表示了自己心情的沉痛。这些笔墨,我们都不可忽略。“或者也许”并不是重复。“或者”是连词,连接上面的“不敢载”和下面的“不愿,或不屑载”的不同情况。一部分原因是不敢载,一部分原因是不愿或不屑(认为算不了什么)载。“也许”是副词,表示“不愿或不屑”的情况,不是同“不敢”那样的肯定。《文艺新闻》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主要是报道文艺界的活动,也登一些作品。“隐约其辞”是成语,意思是话故意说得不明白。彼得斐也译作裴多菲,十九世纪初匈牙利著名诗人,他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并从事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活动。《奔流》是鲁迅主编的文艺刊物,一九二八年六月创刊。“亭子间”,当时上海房屋楼上角落里的不规整的阁楼。贫困的文人往往租不起房间,只得租住亭子间。“又去跑他的路了”,是说又离开住处去干革命工作了。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这一段就上一段引文说明真实情况。“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这是针对上面引文中“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而说的。“高慢”有“傲慢”的意思,还有自视甚高的意思。“傲慢”单单形容态度,“高慢”既形容态度又形容心理。“讨原文”的讨是索取的意思,这是口语里说的。“诗集”就是彼得斐诗集。这里说明一点:写文章不是要讲究选材吗?无关紧要的材料可以不写。这篇文章有些材料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实际上是符合选材的要求的。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这样五个青年革命作家,可是事迹知道得不清楚,有的还没见过面。这样,只要是知道的事就尽量写进去。在作者看来,即使是一点点材料漏掉了,也是多么可惜啊!如这一段把同白莽见面的印象以及白莽的面貌脸色都记下来,这正表明作者对所纪念的五个青年作家怀着深厚的感情。象山是浙江省象山县。“代你收信的女士”,这是当时革命者通信不便直接写本人住址,要由别人转,比较安全。“罗曼谛克”,英文romantic的音译,也译作“浪漫”,这里的意思就相当于这句里“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的“怪”。英文这个字有幻想、奇怪的含义。“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这话所指的情况不清楚,鲁迅也就是尽力写出自己的记忆。“就只剩了这一点”,这话与上面“我已经忘却,只记得”连起来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初次见面的谈话没能够多记得一些而深感遗憾。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地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故意的曲译”,明明知道原文是这样的意思,翻译起来故意用和原文意思不完全相同的词。“‘国民诗人’这个字”,“国民诗人”在原文里是一个字。白莽的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当局总是说“国民”,许多人是不喜欢用“国民”这个词的。“他的原书”,就是送来的彼得斐诗集。“这传和诗”,就是白莽第一次的投稿彼得斐传和“果然译了几首”的几首诗。“即最末的一本里”,表明《奔流》这个刊物办到第二卷第五本就办不下去了。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这里说的白莽去见鲁迅的情景,在当时不是稀罕的。为什么白莽热天却穿棉袍?在反动统治下,连穿短衣都会有嫌疑。这也可见反动派是怎样的蛮横,又是怎样的愚蠢。有些革命者为了避开反动派的注意,常常穿长衣,还有穿西装的。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丈库》(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捕房”就是巡捕房,是上海租界的警察机关。“明珠投暗”是成语,好的珍珠丢在暗处,比喻有价值的东西糟蹋了。《莱克朗氏万有文库》,德国出版的文学丛书。丸善书店,日本东京一家卖西文书籍的书店。“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这是指经手人按书价拿百分之几的佣金;书价便宜,佣金就少了。“惴惴”,形容担心,担心的是店员不肯答应。“大抵”,大致的意思,相当于现在常说的“基本上”。“情随事迁”,心情随着事情而变化。“迁”是“情”的动词;“随事”是“迁”的状语。“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指白莽。“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是“青年”的定语。“着落”,归宿的意思。“三道头”,指巡捕头儿。因为巡捕头儿袖子上缀有三条人字形的道。这是对他们的轻蔑称呼。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分子”,就是现在常说的成分或因素。“文学青年们”,指从事文学工作的青年们。“故意回避”,是图省事。鲁迅不是图省事的人,为什么要故意回避呢?因为当时从事文学工作的青年“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这是指他们一同有声望的作家见了面,就拿来做材料,自我标榜,向报章杂志投稿。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气。当然,革命的青年作家是不会这样的。这里鲁迅说得含蓄,说得委婉,是善意的指摘。“也有一个惟一的……”一句,很自然地介绍了柔石的为人。从这个介绍中可以想见柔石的品质。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哪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听过我的讲义”,是说听过我的课。“讲义”这样用,是原来的用法。从前讲学,讲的话就称为讲义,现在才只指书面的讲义。“总之”,表示能记起来的就是这样了。景云里这个里巷,也是鲁迅当时住的地方。新版的《鲁迅全集》第四册里有鲁迅住景云里时的相片。“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因为“复”字没有什么吉利的意思。这句话也表示了对乡绅的讽刺。“台州的宁海”,现在浙江省宁海县。宁海县清朝属台州府,这里是按照旧习惯说的。“台州式的硬气”,是说台州人的性格一般具有这个特点。在旧社会里,表现在人身上的某种好的或不好的地域性特点,有相当复杂的原因。硬气所以成为台州人的特点,也是由于这个地区的条件。在现在我们国家的新情况下,地域性的好的特点会逐渐扩展,不好的特点也容易消除。“迂”,是迂阔,就是对某些事情不能适应,不能有效地应付,固执自己的一套。方孝孺,明代宁海人。他因为反对燕王朱棣(明成祖)做皇帝而被杀。这里只是因柔石有那台州式的硬气而且颇有点迂引起的联想。说“觉得”,说“好像”,说“也有些”,用词是很仔细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投合”,是说两人的心意相合,或者说相投。古诗有两句话:“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是说把胶投在漆里,混合了,分不开了。“投合”这个词就是这样构成的。“同意的青年”,就是同志的青年。这里不是征求意见得到同意的意思。不用“同志”,是由于当时的反动统治,故意避免。“朝华”的华,下文也有写作花的,这是因为华的意思同花。“绍介”,是沿用古语文里的词,就是介绍。《战国策》说:“胜请为绍介而见之于将军。”“刚健质朴的文艺”,是指强有力的、健康的、不浮华的文艺。《艺苑朝华》,鲁迅编,朝华社出版,介绍革命的、进步的版画。“这条线”,指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蕗谷虹儿,日本画家。“上海滩上的‘艺术家’”,指当时上海那些庸俗无聊的文人。叶灵凤就是这样的文人。他为刊物或小说设计封面或作插图,很多是剽窃蕗谷虹儿的作品。“戳穿……纸老虎”,是揭穿假面具的意思。从前有一句流行的话:“戳穿纸老虎,不值半文钱。”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校字”,就是现在说的校对。“可是往往不如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做工作会受到种种阻碍,所以会往往不如意。“旧作品”,指柔石过去的作品。“前额亮晶晶的”,是同上文“皱着眉头”相对说的,是觉得不至于此的表情。用“抗议”这个词,意思就是表示不同意,同时还表示柔石说这话的时候由于不相信而显出的情态,就如同抗议。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帐。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朝华社存在不下去主要是由于反动派的压迫。这里不能直说,但用了“倒闭”(倒闭本是用在商店的关闭),用了“不想说清”,用了“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就够明白的了。“人心惟危”,是伪古文《尚书》里《大禹谟》篇的话。常借用来指人心的坏,这里指上文说的“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准备还借款”,是兼上文“一面……一面……”所连着的两件事说的。戈理基就是高尔基,这里是为了避开反动派的耳目,故意写成戈理基的。鲁迅自己就译过高尔基的著作,由光华书局出版,译名也是高尔基。“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去年兵火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侵犯上海,商务印书馆毁于炮火。不过柔石这两本译稿幸免于难,后来出版了。《丹麦短篇小说集》,金桥、淡秋选译,一九三七年出版;《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改名《颓废》,赵璜译,一九三四年出版。金桥、赵璜都是柔石的化名。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这一段开头是说柔石迂的另一种表现。可以看出他过去连和女性一同走路都不敢。“简直是扶住我”,用“简直”,就不是真的扶着,而是说近极了,近到好像扶着似的。“苍皇失措”,是成语,表示惊慌得无所措手足,就是说好像身子没有地方摆似的。苍皇是叠韵字。双声、叠韵字往往有不同的写法,苍皇也有写苍黄、仓皇的。“愁一路”,一路愁着,就是一直担心。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这一句话作为一段,说柔石的高尚品质。“只要……,就……”,表示事情不论大小轻重,只要是损己利人的就都是这样。“挑选上”,是有意识地这样做。“背起来”,担负起来。这一段对于表明柔石的为人是很重要的。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地答道:只要学起来!

“决定地”,是“坚决地”的意思。“简洁地答道”,不只是表示话说得简,特别是表示说这句话所显示的坚定态度。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这里从叙述到的时间上很自然地写到冯铿。“急于事功”,做事急于求成,急于做出成绩来。“斩钉截铁的回答”,指上文“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柔石那句话是对鲁迅说的“这怕难罢……”的回答,所以鲁迅这里说“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这也可以看出鲁迅严于律己的精神。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这是补写冯铿。这篇是纪念的文章,由于知道的事迹不多,尽量把所能记忆的写下来,写出所怀念的人的内心,也写出外表。这正是对所怀念的人的爱。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左翼作家联盟”,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一九三〇年三月在上海成立,有鲁迅、茅盾等五十多人参加。《拓荒者》是左联领导的文艺刊物,太阳社出版。说“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这句话也含有对那本书的评价。送那本书并不是由于它的内容。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说“竟一同被捕”,表示痛心。这样的青年,竟被捕了,而且一同被捕了。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版税”,稿子出版的报酬。末了一句记分别的日子和时间,用记大事的写法,是最郑重的。用“而”,用“不料”,连用两个“竟就是”,说了“相见的末一回”,还说“永诀”,都是加重语气,表现了最沉痛的情感。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一个会场上”,指上海东方饭店当时正举行的一次党内会议的会场。《说岳全传》是小说。“高僧”,修养高的和尚。这高僧是镇江金山寺的和尚道悦。“追捕的差役”,是奸相秦桧派去的差役何立。“坐化”,佛家的说法,就是死。“偈子”,佛家讲哲理的话,常用诗的形式。“涅槃”,梵文音译,佛教语,寂灭、解脱的意思,所以也指死。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这一夜”,就是上面说的“第二天”的夜间,即一月十七日夜。“一个客栈”,那是日本人开的客栈,名叫花园庄,在上海黄陆路。走的时候是一月二十日,在客栈里住了四十天,到二月二十八日才回到原住所(见鲁迅日记)。“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这样说,是表示无罪而被捕的。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

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龙华,上海西南郊的一个镇,国民党的龙华警备司令部设在这里。“累”,念去声,牵连的意思。“望兄”的“兄”称收信人。从这信可以看出革命者在监狱里也决不灰心丧气。周先生,指鲁迅。这里的句逗要注意。说“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这事可告周先生,所以“可告周先生”用分号。“望周先生勿念”的是“我等未受刑”,所以“望周先生勿念”用逗号。狱中写出去的信自然有些话不能明说,言外有意。如说“跟殷夫兄学德文”,就告诉人家殷夫也被捕了。说“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就告诉鲁迅,当局急于知道鲁迅住处,好让他防避,并说明了自己不说出与鲁迅的关系。赵少雄是化名。从文字看,信写得非常匆忙。鲁迅把信全文抄在这里,而且注明正面背面,而且照原信的样式,这是特别深刻地表示纪念。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记念我”的“记念”,记挂的意思。“错误的”,这里是不确的意思。“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表示了深深的遗憾。读这句话要联系前面全文抄录第一封信去想。“母亲”,鲁迅的母亲。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我们是有的”,这本是不用说的话,但是鲁迅要说,表示对遭难的革命青年的怀念。接着说“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下面还用省略号,表示所记挂的不止于此。接着是突然的转折,这种无限的怀念竟变作了无比的悲愤——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被害了,他被害得那样惨,是枪毙,身上中了十弹。于是以无比悲愤的笔墨写下第七段的一句: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积习”,向来的习惯,这里指有感触就要作诗作文。作的这首诗是七言律诗。“惯于长夜过春时”,习惯在长夜里度过春天。长夜,隐喻在反动统治下的黑暗日子。“挈妇将雏鬓有丝”,携带着妻和子避难,两鬓有了白发。挈、将都是携带的意思。“梦里依稀慈母泪”,在梦里仿佛看到慈母的泪。当时谣传鲁迅被捕,而鲁迅的母亲住在北京,担心儿子的安全。“城头变幻大王旗”,指当时接连不断的战争,如一九二九年蒋桂(蒋介石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战争,一九二九和一九三〇年的蒋阎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战争。“大王”,是从前民间对强盗的通称。“忍看朋辈成新鬼”,怎忍心看见朋友们一个个被杀害。“怒向刀丛觅小诗”,愤怒地面对着反动派的残酷屠杀作诗。“觅”,搜寻。“吟罢低眉无写处”,作完诗,无处写出来(公开写出来),内心非常悲苦。“低眉”,悲苦的样子,意思和“扬眉”相对。“月光如水照缁衣”,清凉的月光照着我的衣服,表示沉浸在悲痛之中。“缁衣”,黑色的衣服。说“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转到“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是有了写处了,可是这个写处并不是在中国,还是突出“无写处”的意思。所以接着在第十段开头说,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日本的歌人”,是山本初枝。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地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这一段以“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开头,又是一个转折,反复强调“无写处”。接着说明无写处的情况:“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禁锢”,封闭的意思。拿罐头来比,意思非常深刻。“年底”,一九三〇年年底。“朋友的责备”,可能是朋友觉得柔石在家里住久了,而上海有些工作等待他做。“眷眷”,形容顾念。“拳拳”,形容恳挚。《北斗》,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版的文艺月刊,是左联领导的刊物。说“然而不能够”,说“只得”,是表示在反动统治下无法写纪念的文章发表,不得已只能这样做。珂勒惠支夫人,德国版画家。她的作品多表现劳动人民的悲苦和反抗,也有以母爱为主题的。鲁迅编印过她的版画集。柔石等青年作家被害,她同一些进步的文艺家曾联名向国民党当局抗议。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这两段实际上是一段,只因为译诗分出来了,就把译诗后面的一句另作一段。前面“惯于长夜过春时”那首诗后面的一句也是这种情形。

这两段接在记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遇害的消息和悼念之后,记五个青年作家中自己不熟悉的李伟森和胡也频。再说较熟的白莽通过信投过稿也寻不到什么,文字间流露出深深的遗憾。而由于叙述的联系,也就间接地表现了李伟森、胡也频没有事迹可记的遗憾。鲁迅听到白莽遇害之后,寻他的信和稿,翻他留下的书。信和稿寻不到,书里面发现了几行字一个名字也抄录在这篇纪念文章里。在说“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之后,说“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表明了要是知道就尽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设法保存下来的。李伟森,曾参加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和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七年主办《上海报》,这是中共机关报《红旗报》的前身。一九三〇年参加左联工作。胡也频,一九二八年到上海,一九三〇年参加左联的活动。译诗里的“二者”,指生命和爱情。“叶”,就是页,叶是原来的写法,书叶的叶是从树叶的叶的意思引申来的。徐培根,是白莽的哥哥的名字,那人做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鲁迅在那时候还不能够知道。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说前年的今日怎样,去年的今日怎样,今年的今日怎样,表明鲁迅是一直在纪念着、哀悼着这五个青年作家。从“人们都睡觉了”到“从沉静中抬起头来”,重复前面说过的话,强烈地表现出悲愤。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这一段写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像两年前那样,要写下去还是没有写处。这里拿向子期《思旧赋》来说明,暗指反动统治的残暴。向秀字子期,晋代文学家。他的朋友嵇康、吕安被杀,他作这篇赋表示思念。赋很短,只有一百五十多个字。鲁迅认为《思旧赋》有许多话不能说。说“我懂得了”,就是懂得有许多话不能说。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这是最后一段,表示对反动统治的强烈憎恨,表示革命一定成功的坚强信心。“三十年”,是从辛亥革命前目睹的事算起的,抨击对象包括了从清王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几个时期的统治。鲁迅在这里是整体地看反动势力。说“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表明了革命青年牺牲之多,也表示了心里的沉痛。“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鲁迅用自责的口吻,正是革命者的情感。“延口残喘”,延续一口残余的呼吸,意思是勉强挣扎着活下去。“夜正长”,指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好比漫漫长夜。“路也正长”,指革命者的战斗也是长期的。“但我知道”下面有两层意思: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即使不是我(是别人),将来也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里只写出一层意思来,这是故意写得隐晦。没提到“我”而说了“即使不是我”,另一层意思自然明白。这句话表明相信革命一定成功,将来有记起这些革命作家的时候,有再说他们的时候。

“二月七—八日”,就是两年前五个青年作家牺牲的那个时刻写这篇纪念文章的。

所纪念的五个青年作家是革命者,作者也是革命者,作者同所纪念的人有革命的感情,对反动统治者有无比的憎恨。这决定了这篇文章思想内容深刻,战斗性强。

纪念文章特别要把材料溶化在作者的情感中。这篇文章,处理材料,安排层次,做得非常好。第一节从当时仅有的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说起,自然地先叙白莽。写到白莽又一次被捕,自己送给他的书也被没收,说明这书是托柔石亲自送去的,接着,第二节就叙柔石,又因柔石介绍的关系转到叙述冯铿。第三节,记叙又一次托柔石送书给白莽,写到他们竟一同被捕,下面就转到叙述囚系中的情形和牺牲的消息的一节。在下面的一节,也就是第四节里,详细记知道的所有的情形。抄录了柔石的信,还写出了自己的悲愤。然后再叙述没会见过的李伟森和在上海只见过一次面的胡也频。第五节,再写自己的悲愤,并表示革命一定成功的信心,用意深长地结束这篇纪念文章。五节紧紧联系,是浑然的一个整体。

这篇文章是以自己同五个青年作家的同志关系为线索,把材料溶化在自己的情感中。叙事迹,尽力保存所能得到的材料,而深深地以知道得太少为憾。发抒自己的情感,是把对牺牲者的悼念和对反动派的憎恨两方面连结起来写。这样写,感人至深。

这是纪念文章的典范。

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迅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作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做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地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哪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帐。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地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合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

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