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讲解
◇王泗原
现在讲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在讲本文之前，介绍一下司马光给王安石的原信的内容。
司马光给王安石的原信是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二月二十七日写的，这时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宰相的副职)刚一年，司马光任右谏议大夫。这封信收在《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十，加的题目是《与王介甫书》。信很长，有三千四百零三个字。
信的开头引孔子“益者三友”的话，自比于直谅之友。再引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话，说明自己和王安石政见不合的性质。实际上他们政见的不合，是由于司马光代表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而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整理国家财政经济，减轻百姓负担，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司马光接着说：
今介甫从政始期(jī)年(周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
于是他不得不向王安石提意见。
意见分三层：
第一层，他指摘王安石的错处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下面举一些前言往行，分别论证这两点。
在第一点的论证里，说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三司是盐铁、度支、户部)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这里可以注意的是，司马光也承认跟王安石“讲利”的人是文章之士而不是无知无识的人，是晓财利的人而不是不晓财利的人。他又说“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可见他反对的是“变更祖宗旧法”。他又说派出去办事的人“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他也承认皆选择才俊。他既然反对“变更祖宗旧法”，照他的看法就是：
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繇(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
司马光认为这是“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这就是用心太过。
在第二点的论证里，说王安石“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这正道出了王安石的坚持原则：赞成新法，当然要认为对；反对新法，就当然不能不“恶之”了。他又说王安石在皇帝面前议事，“如与朋友争辨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到了同宾客僚属见面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在皇帝面前那样说话，皇帝“宽容如此”；宾客僚属在王安石面前这样说话，而王安石“拒谏乃尔”(“乃尔”是“竟如此”)，这是“不足于恕”。——这就是自信太厚。
司马光这两个论点并没接触到事情的本质。他所谓用心太过的，实际上是王安石要为天下理财，为百姓减轻痛苦。他所谓自信太厚的，实际上是坚持变法而不是拒谏纳谏或说话态度的问题。
司马光在论证了这两个主要论点之后，又举出王安石平日所特别爱好的书，据以攻击新法，这是意见的第二层。他说王安石特别爱好孟子和老子的学说，他拿孟子的主张仁义反对利，来攻击王安石的大讲财利，拿老子的主张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来攻击王安石的“尽变更祖宗旧法”，说王安石“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好像很利害，实际上也是无力的。王安石正要大讲财利，正要反对袭故守常，而且他讲的也并不是孟子所反对的那种“上下交征利”。司马光这样摭拾片言只句作根据的做法不能不是无力的。况且王安石即使特别爱好《孟子》《老子》，也总不能说不容选择吧。司马光所指的从朝廷到田野，从京师到地方，土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倒恰好表明这次变革的广泛深刻。
最后，第三层，提出希望。他希望王安石“改过”，罢除新法，使“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
袭故守常——这就是司马光的根本主张。
司马光是很有修养的儒者，但是他写这封信不免动火气。他在提出了希望之后说：“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我等着你，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就不是作为诤友的口吻了。
司马光给王安石的原信的内容介绍完了。接着讲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是他给司马光的第二封回信。王安石接到司马光的信，旋即写了一封简略的回信，那就是《答司马谏议书》开头提到的“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写过那封回信之后，再想到同司马光的交谊，“于反复不宜卤莽”，所以又写这第二封信。司马光先后接到这两封信，都有回信，那就是《文集》里同《与王介甫书》编在一起的《第二书》《第三书》。
《答司马谏议书》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和第五段，就是开头的“某启”和末了的“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属于信的格式。第二段，“昨日蒙教”到“冀君实或见恕也”，说写这封信的缘由。第三段，“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到“是而不见可悔故也”，是对司马光来书的反驳。第四段，“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到“则非某之所敢知”，表示变法的坚决态度。
格式部分，这里还不完全。原信应当有收信人的称呼。当时写信的习惯，称呼写在开头还是写在末了，并不一律。例如：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里收信人的称呼写在开头，《第二书》里收信人的称呼写在末了，自己的称呼则两封信开头和末了都写了。
某启。
某，原来是写信的人的名，这里是“安石”两个字。某是草稿上写的，犹如现在草稿上写到名字用△或○。某并不是写信的人的自称，这是要注意的。当时称呼习惯，同辈而有交谊的，像王安石同司马光的关系那样的，自称称名，称人称字。王安石自称“安石”，称司马光“君实”。启，是啟的简体字。啟本义是教，转为告，所以写信在开头用啟。简体的启，古代本有那个字，作开讲，后来也用啟代替了。有的人写信封在收信人姓名的下面写个啟字，那就是作开讲的。
昨日蒙教。
蒙是承，受。教是教诲。蒙教是客气的说法，就是接到你的信。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这句话的结构是：窃以为……，故略△上报，……；重念……，故今具△道……。私自以为什么什么，所以简略地答复……；又想什么什么，所以现在详备地说什么什么。以为的宾语是“与君实……不蒙见察”，念的宾语是“蒙君实……不宜卤莽”。窃是私自，是客气的说法。游处是同游相处，表示有交谊。相好表示有感情。日是日子，时间。王安石同司马光有十多年交谊，几度同事。而是连词，表示转折关系。每相当于往往，比常的程度小些。《史记·刺客列传》记秦将樊於(wū)期的话：“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每每想到它，还不是常常想到它，就用每；一想到就痛于骨髓，就用常。“所操之术多异”是说明“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的原因的，所以下面用“故也”。“……故也”是“是……的缘故”。操是持，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坚持原则”的持。术是什么呢？可以看看王安石在别处谈政事说到的术。《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宋神宗问为治所先，王安石答：“择术为先。”另一次对宋神宗说：“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可见他说的术，是政治主张。他说的择术，是抉择政治主张，决定大政方针。这里的“所操之术多异”是所持的政治主张多不同。虽相当于即使。古文里“虽”的用法，或相当于即使，或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虽然。《国语·楚语》：“楚虽蛮夷，不能宝也。”那个虽就是相当于虽然。这不是古文里的虽然。古文里的“虽然”相当于现在说的“虽(虽然)是这样，然而(但是)……”。欲是要。强读上声，是勉强。聒读ɡuā，是聒噪，多言。强聒是勉强地啰嗦。虚词的见有两个用法，都是用在动词上。主语如果是这个动作的施动者，这见字就是说话的人表示客气。主语如果是这个动作的受动者，这见字就是表示动词的被动式。例如韩愈《进学解》里的“宰臣不见斥”，宰臣是斥的施动者，这句话就是国子先生表示客气的说法。又“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是说先生不见信不见助，先生是信和助的受动者，这两个见字就是表示动词信和助的被动式。这里的“见察”和下文的“见恕”、“见教”，君实是施动者(“蒙见察”是“蒙君实见察”，句法和“冀君实见恕”一样)，所以都是写信的人表示客气的说法，而不是被动式。略是简略。上报犹如说奉答，就是回信。复是我们现在说的再。“辨”是辨解。重是又。视遇是看待。于，是在……之间，在……上。“于反复”是在往返之间，在往来的关系上。卤莽是草率，马虎。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像卤莽这样的词的构成方法。盐卤的卤和草莽的莽意义不相干，为什么可以连在一起表示一个意思？又为什么表示的意思和原来的两个字都不相干？道理是这样的：有一种完全由音韵关系构成的复音词，这种词的意思就由那复音产生，和原字的意义往往不相干。这种词，有由发声相同(同声母)的字构成的，叫双声字(词)；有由收声相同(同韵母)的字构成的，叫叠韵字(词)；有由一个字重叠而成的，叫叠字。
[双声字]萧瑟 坎坷 参差 秋千(鞦韆)
[叠韵字]龙锤 零丁 徘徊 钴
[叠字]萧萧 漫漫 依依 区区
莽古音读如母(mǔ)，卤莽是叠韵字。这种词，不可分开讲它的词素的字义，分开了意思就不相干(如萧，瑟，龙，锤)，或者没有意思(如坷，)。这是一。有的意思不固定，如参差，形容不齐的样子，又是洞箫；零丁，形容孤单的样子，又是招贴；萧萧，表风声，又表马鸣声，又表叶落声；区区，形容小，也形容爱。这是二。有的写法不固定，如零丁(形容孤单的)，也写作伶仃；卤莽，也写作鲁莽；徘徊，也写作裴回。这是三。明了这些情形，理解古语文里的这种词会方便些。下面再接讲文章。具是详备，对上文的“略”说的。具道就是具言，备述。所以，是为什么，指下面所要写的为什么行新法，为什么还要行下去。冀是希望。或是或许。恕是谅解。
这句话是说明已经写过回信还要再写这第二封回信的缘由。王安石是知道这个朋友是不会考虑他的意见的，他估计“终必不蒙见察”；只因交谊匪浅，仍然再写这封信，“冀君实或见恕”。一则用必，一则用或，表达得十分清楚。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这两句话提出了凡儒者都要信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明名实。司马光也是儒者。反驳司马光的论点，拿司马光也不能不承认的这个重要原则做尺度，论证那些论点的不能成立，这就有力量。所以话不用多，而对方的论点一驳就倒。盖是发语词，或者说句首助词。这样用的盖不表示什么意思。盖字还有两种用法：一种是表原因，用在表示前一分句的原因的后一分句上，例如：“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苏洵《六国论》)一种是表判断，相当于“乃”而语气较轻，例如：“江南道，盖古扬州南境。”(《新唐书·地理志》)儒者是信奉孔子孟子学说的人。所争是所要争执、所要辨明的，不容放弃、不容含糊的。尤是特别。实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实际。名是表示和体现这个实际的名称。名实指名和实的关系，就是名副其实。已就是既。而是连词，表因果关系。前一分句说了一种情况，后一分句说由此得出来的另一种情况，这后一分句上面用而。理指事物的道理。得是得到，掌握。这两句话是说，儒者所争执的特别在于名和实的关系。名和实的关系明确了，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也就掌握了。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提出那个原则之后，就根据它来反驳。司马光的信，话说了很多。如果一点一点逐一驳下来，势必用比来信更多的文字。王安石并不就司马光所明白提出的论点如“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来反驳，而分析全篇来信，概括出几个根本的东西，拿上面提出的那个原则来衡量，一下就把它驳倒，这是非常高明的方法。司马光所明白提出的论点都比较空。他说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你就跟他辩怎样不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他说违反了孟子、老子的意思，你就跟他辩怎样不是违反孟子、老子的意思，或者跟他辩为政的原则和办法不可囿于孟子、老子；这样，必然会连篇累牍，而软弱无力。王安石经过分析而概括出来的是对方认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是根本的东西，提得具体明确。驳倒了这几个根本的东西，那所谓“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等论点就不驳自倒。这句话用“……者，……也”，就是“……是……”的格式。“所以见教者”是所拿来指教我的。这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是所指摘我的。以是拿，用。所以，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因为所以的所以。以为是认为。侵官是侵害官司的职权，指的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生事指的是行新法，就是司马光所谓“欲求非常之功”，不“袭故守常”。征利指的是新法中的散青苗钱，就是司马光所谓“贷息钱”。征是追求。拒谏指的是不接受保守派的意见。以相当于而，有因而的作用。致是招致。天下就是天下人。怨谤，怨在于心，谤出于口。这句话是说，现在你所指摘我伪，是认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因而招致天下人怨谤。只这一句话，概括了三千四百字的长信的主要内容。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以谓犹如说以为。于人主的于是从，于朝廷的于是在，于有司的于是给，都是介词。人主泛指皇帝，不是专指宋神宗。这句话说的几点都是普遍的道理，所以这里用泛指的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法度是法令制度，两个之都代法度。议是议论，修是订立。于朝廷说明议法度和修之。古语文里，介词结构(介词和它的宾语)大都放在它所限制的动词后面，放在动词前面的很少。“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在朝廷讨论并订立法令制度。以相当于而。有司是主管衙门，主管官。古语文里，像“授之于有司”这样的动宾介宾的结构，现代语也不这样说。现代语不说交它给主管衙门，而说把它交给主管衙门，动词和介词连在一起了。不为，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不算是，和非有区别，非，是不是。举是兴办。先王指古先圣王。以是用，介词，下面省了宾语之，之代举先王之政这个措施。为天下的为读去声。辟是闢的简体字，排除的意思。邪说指反对新法，主张保守的论调。难读去声，是驳斥。壬是佞(nìnɡ)的假借字，壬人是巧言善辩、工于谄媚的小人。这句话是说，我却认为从天子那里受命，在朝廷讨论并订立法令制度，交给主管衙门，不算是侵官；举办先王之政，用来兴利除弊，不算是生事；为国家整理财政经济，不算是征利；排除邪说，驳斥小人，不算是拒谏。只这样一句话，干脆地彻底地驳倒了对方拿来指摘的根本的东西。其所以有这样的力量，就是拿明名实那个原则来衡量，证明你所加的名不合我所为的这个实。名实既然不明，你的指摘就是无理了。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对方所指摘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都不能成立；那么，“天下怨谤”又是怎样呢?这里明白告诉对方：怨诽的多，本来早就在意料之中了。“至于……，则……也”这个格式，是用在讲明白了一种情形之后，接着讲另一种情形是怎样的。至于就是起这样的承接作用的连词。诽就是谤。之是结构助词，在这里的作用是把有两个主要成分的结构简化为只有一个中心词，而别的成分退居附加语的地位。这样，字是多用了一个，结构倒更简单了。这也是由于语言本身的需要。这句话，如果说“怨诽多”，那是主谓结构，具备了完整句的形式。现在要说的是怨诽多就怎样，要求听(或看)这句话的人注意那个怎样，就把这个主谓结构简化，让人很自然地知道重要的意思还在下面。所以说用结构助词把一种结构简化，也是由于语言本身的需要。固是本来。前是早，也就是在事前。其指怨诽之多。上面概括司马光的指摘，一是说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这点已经驳倒了；一是说天下怨谤，这点就用“至于……”这一句话说明究竟怎样——本来早就在意料之中，不足怪。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人是泛指，就是人们，包括下面的士大夫。习是习惯，动词。于是对于。苟且是因循，马虎，得过且过(苟且的另一个意思是乱来)。士大夫这个词是从更古的士和大夫两个词来的，指做官的人和没做官的读书人。用多，限制了士大夫的范围，这也见得话说得严密。“以……为……”，就是认为……是……。恤是顾念。同俗是和流俗一样。媚是容悦，依阿逢迎。自媚于众是自身取悦于众人，也就是向众人讨喜欢。善是好。上是皇帝，就是宋神宗。乃是却。欲是要。此，代上句说的情形。而，是表转接关系的连词，表示有了这样的情况，还加上一种同样的情况。《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那句话里的第一个而字就是这种用法。量是估量。不量就是不计，不问。以相当于连词而。抗是抵拒。之，代敌。则，相当于那么。何为是为什么，怎么。下面的而是句中助词。汹汹然，形容浮动的样子。这两句是说明怨诽之多本来早就在意料之中的根据。人们习惯于苟且不是一朝一夕了，士大夫多是以不顾国事、随俗、取悦于众人为善。皇上却要变更这种情形，而我不计敌人的多少，要出力帮助皇上，抵抗他们，那么那班人怎么不汹汹然?
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这两句话引历史事实，说明自己不因怨诽多而不行新法。盘庚是商代的王。商代从祖乙起定都在耿(在现在山西省吉县)，后来都城被黄河水冲毁了。盘庚要迁都殷(在现在河南省偃师县)，可是大家世族不愿放弃他们的土地，百姓也不明利害，不愿迁。盘庚诰诫他们，终究迁了。《尚书》里有《盘庚》篇，记的就是这件事。之是结构助词，它的作用前面讲过了。“……者……也”，……是……。“特……而已”，只……而已。胥是相，胥怨是对……怨，这相的意思不是互相。后世还有这样的用法，例如“相帮”。非，不是。“为……故”，为了……的缘故。其，他的，指盘庚的。其度的度是名词，法度、计划的意思。“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是说明“不为怨者故改其度”的原因的，所以下面用“故也”。“……故也”前面讲过了。度义的度是动词，读duò，审度的意思。义是事之宜。动是行，作。是，是是非的是，就是对。可悔是行为的不对。做得不对就会悔，做得对就没有什么可悔的，所以行为的不对说可悔。这两句是说，盘庚的迁，怨的是百姓，不单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了怨者的缘故改变他的计划，这是由于审度了事的宜不宜然后做，做的对，看不出有可悔的。
“怨诽之多”的说明，既指出了本来早就在意料之中，又说明了本来早就在意料之中的根据，还说明了自己不因怨诽多而不行新法的理由。这样的说明是无懈可击的。
反驳的话和要说明的话都说完了，接着表示变法的坚决态度。
如君实责我职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如……，则……；如……，则……。”这个格式常用在这样的场合：如果出现某种情形，就这样做；如果出现另一种情形，就那样做。例如《三国志·鲁肃传》记鲁肃对孙权说：
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则)宜别图之。
(若就是如。备，刘备。彼，指刘表的儿子。)
这里“如君实责我……”这句话用这个格式，是表示：如果你这样说，我承认；如果你那样说，我就不接受。第一个以是拿，介词。以的宾语是“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介词结构放在它所限制的动词后面，前面讲过了。“大有为”是大大地有作为。“以膏泽斯民”的以是用，介词。下面省了宾语之，之代大有为这个行动。膏泽，动词，膏是肥，泽是润，使瘦的肥，使枯的润。斯相当于此，这些。斯和民连用，就结合得很紧，斯民就是民，百姓。“膏泽斯民”的意思是使百姓减轻痛苦，过好日子。罪是罪过。知罪是客气的说法，就是说承认。“一切不事事”，一切方面都不做事。前一个事是做，动词，后一个事是名词。前是以前，过去。而已是就算了，就罢了。已是动词。这个而已比“特……而已”那个格式里的而已分量更重。敢是客气的说法。知是知道，就是说接受。“非某之所敢知”，不是我所能接受的。“非某之所敢知”是判断句式，一般后面可以用也。但是这里不用也，语气更强，这里需要这样强的语气。可见用不用一个也字，也不是可以随便的。如果你责备我在位久，没能够助皇上大有作为来使百姓减轻痛苦，过好日子，那我就承认；如果说今日应当什么事都不做，守着过去所做的就算了，这就不是我所能接受的。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生事，王安石却在这句表示态度的话里指出今日的问题是在做得不够，不在做得太多。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非常有力地表示出坚决的态度。
这封信的主体部分就到这里止。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这是写在信的末了表示想念的话。“无由会晤”是无从见面。“不任……之至”或者说“不胜……之至”，是古时书牍里表示想念、感激之类的话的格式，意思是：有说不尽的……。任读阳平，胜读阴平。区区形容爱的恳挚，犹如说拳拳。向往意思是心向着。无从见面，有说不尽的拳拳之意，向往之心。末了这样说，见得朋友的交谊。
这封信，既作了非常有力的反驳和说明，又表示了十分坚决的态度。立场坚定，逻辑严密，语言精练。这首先由于王安石代表进步的力量，他的主张是对历史有推动作用的主张，还由于反驳的方法的高明(主要是对于来信经过分析、概括，反驳是拿对方不能不承认的原则做尺度，说明有根据有理由)。这才能够以这样少的文字对付对方三千四百字的长信的指摘。对司马光那样一个对象，有德望，有学问，熟悉历史政事，多识(zhì)前言往行，是政敌，又是朋友，王安石这样的答复真是恰到好处。
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
某启：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