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教战守策》讲解

◇冯钟芸

一、作者介绍

北宋初期有两种文风：一种是晚唐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带有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一种是文学的复古主义，即文学革新运动，这是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到北宋中期，由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的努力，古文运动走上新的高潮。在这高潮中，文风进一步有所发展。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独特面貌的作家是苏轼。苏轼在当时是政治上重要人物之一，是文坛上的领袖。诗、词、文方面都留下大量作品，其中有不少是大家熟知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中期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简要地说，苏轼先和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对立，反对新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在新党执政期间受到攻击；后和司马光等旧党的政见也不完全一致，又受司马光等旧党的排挤，被指为川党。在这样的复杂矛盾斗争中，苏轼仕途生活就不能不有多次变化。他曾先后几次外调，一度入狱，一再被贬。最后官贬儋州别驾(儋州后属琼州，在今海南岛)。公元1100赦还。次年，死于常州，年六十余岁。

苏轼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庄子思想，以及佛教的某些影响，都在他的思想中发生作用，而以前两种影响较深。他早年即好贾谊(汉人)、陆贽(唐人)书，特别推崇陆贽。他有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从政热情，也重视实际措施和办法，这从他的策论以及许多奏议可见。他也很早就喜好庄子，承受了庄子哲学中的宿命论思想。他承认客观存在的现实是合理的(即苏轼所说的知其当然)，要求人在这种“当然”之中“乐其当然”。这种哲学实际就是顺其自然而安身立命的哲学。儒家重视实际的思想与庄子顺其自然的宿命论在苏轼的世界观中得到统一，即在顺其自然的前提下，讲求一定的实际措施，这样的世界观使苏轼的思想带有极大的局限性。

苏轼的文学思想，值得提出介绍和说明的，即他虽继韩柳之后，在散文方面有进一步发展，他没有继承韩愈所提出的“文”与“道”的关系，强调“道统”，而提出了“文”与“物”的关系问题，他说：“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于口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答俞括书》)

这就是说，“文”、“辞”是客观事物固有的理的表现。他所指的客观事理，包括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两个方面，所说的理指的是合于自然的理。人首先要对事物的理真有认识，其次需要有把它(理)表现出来的“口与手”。此外，苏轼在其他地方一再强调“词达”，而且指出做到“词达”，必须“物了然于心”，要“了然于心”则必须“目见耳闻”，同时指出摹描物“理”，贵在得其“神”。苏轼对“文”与“物”关系的认识，显然与他的顺其自然的哲学思想有一定关系。因此，他所说的事物所固有的理，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客观规律。由于这个缘故，这种理论用于观察自然，毛病稍小，但是用于说明社会现象和问题，毛病就严重得多。苏轼提出“物”的内容比过去的“文以载道”、“传道”等内容含义要广泛得多，这是一个发展。他认为作文要得物之理，物之理的获得，需要“目见耳闻”的实地观察，以及“得物之理”然后才可以“词达”等，这些见解在反对写作时的主观想象、臆断、“形似”，以及单纯地在辞章上下工夫等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和积极意义。

二、扼要介绍一些有关本文的资料

1．《教战守策》一文，针对北宋的形势、某些弊端和风尚而发，为了便于了解和分析批判这篇文章，这里介绍必要的历史知识，以供参考。

北宋王朝是唐代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封建王朝。它始于公元960年，止于公元1126年。若以前后分期，苏轼生活于北宋之后期。这里拟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北宋王朝的基本政策。五代十国是八世纪唐代后期开始的藩镇割据的延续和发展。这一割据局面在宋初期才告结束。藩镇跋扈，则中央朝廷削弱，北宋统治者引以为戒。另一方面，唐末爆发过声势浩大的黄巢等的农民起义，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五代十国时期，在南方的一些国家中还有连延数年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即使在北宋初期，蜀中也曾出现王小波的眉州武装反抗。对此，北宋统治者深感忧惧。针对上述两方面情况，北宋统治阶级制定了坚决防范或镇压的政策。为了防范藩镇割据，采用了削减州郡长官的权利，财权、军权为中央朝廷掌握，州郡长官由文官充当；夺取将领的兵权，并加强将官与士兵的更调，使之“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借以防范士兵与将领之间、军队与驻扎的地方势力之间产生深切的关系。慑于农民起义的威力，北宋统治者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内患则常无状可防……”因此，制定了“守内虚外”的国策。对外采取容忍防御，对内则屯聚大量兵力专事束缚农民活动，镇压农民的反抗。北宋统治集团接受历史教训，深谋远虑，采取上述政策，以期永保其万世基业。施行的结果，造成边防空虚，促使地主与农民之间阶级矛盾的迅速激化。

如果我们知道一些苏轼生活的年代的情况，对分析这篇文章的局限性或者是有益的。宋仁宗初年(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苏轼出生前的十多年，北宋因“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致使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加之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享有免税免役特权，日益繁重的赋税落在中小地主以及少量的自耕农身上。中小地主一方面不满，一方面就转来对佃农进行更为残酷的剥削敲榨。这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阶级矛盾就复杂化和尖锐化。黄河、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如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都不断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直到1120年爆发方腊的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其间阶级斗争时松时紧，不仅从未间息，且形势愈来愈加严重。在这期间有王安石变法，变法事虽反映了中小地主利益要求，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有鉴于阶级矛盾尖锐，为维护其长远利益而采取的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富国强兵的政策，措施。第二，应交代北宋与西夏、辽的关系。北宋建国，基础比较薄弱，河北以北，河套以西的地区并未统一。西有以党项族统治者为首的西夏，北有以契丹族统治者为首的辽。这两国相结为掎角之势始终威胁北宋。北宋王朝的政策重内轻外，兵力主要用于内部的防范与镇压，放松边防，因此对西夏和辽，无论战和，可以说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地位，战则经常失利，和则输纳大量的银钱、绢帛。公元1004年与辽的澶渊之盟，1006年与西夏的协定，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如此，而战争仍随时可起。这是苏轼深为不满，也引为深虑的事。本文中，他曾分析了这种不可忽视的形势。

2．苏轼的文章很多，就其有现实意义的来说，比较值得重视的，还是一部分政论文。这以进宋仁宗的二十五篇时务策为最有名，它包括有《策略》五篇，这是总纲、方针性的；《策别》十七篇是细目，属于专题性质的；《策断》三篇，是结论性质的、根本的决策。这二十五篇都是有的放矢，针对北宋现实问题向统治者提出的积极建议。其中反复强调的是对外政策的问题，苏轼强调坚决对外，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这是针对当时苟安、软弱与士大夫“绝不言兵”的北宋王朝而发的。《教战守策》是十七篇《策别》中的一篇，它是苏轼的一些具有独创见解的政论文的代表作。这二十五篇时务策写于1056—1061年之间，即苏轼二十多岁的时候，它和后来写的一些带有保守倾向的政论文内容不同。

三、本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层次(串讲从略)

这篇文章针对宋仁宗时(《教战守策》是苏轼在仁宗嘉祐年间应科举考试时进的时务策)的苟安之习，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害，并结合当时北宋与邻国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形势，阐明教民讲武、国强民安的道理。这就是本文的写作意图和中心思想。

全文可分为四大段，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第一大段即原文的第一节，虽仅四句话，但能笼罩全局，为全文的纲。第一句提出“当今生民之患”，第二句指出“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既提出矛盾，也是全文立论的根据，它是文中的主要思想。第三句“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指出其严重意义。第四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指出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并刻不容缓地采取有效措施去解决。

第二大段包括原文的二三节。它们紧承第一段提出的立论的根据，先证之以历史故事，后证之以生活事实。反复强调“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害性。原文的第二节先证之以历史故事，“先王知兵之不可去，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下面讲述训练人民，使之习兵，以及由此达到的效果：“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惊溃”。及至后世，“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因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其结果，致使“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先王与后世对举，便于读者接受其论点。更举唐开元天宝之际的历史事实作为充实其论点的论据，说明“知安而不知危”的实际利害。因天下大治，“民安于太平”，结果，不能抵抗“区区之禄山”、“唐室因以微矣”。举出这样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能不令人警惕。“先王”、“后世”对举，把统治者的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政策，所产生的两种结果对比说明，不仅层次分明，而且作者企图阐明的论点也明确有力，易于被人接受。

第三节，进一步论述，结合前面提出的论点，再证之以生活事实。全节文章以“天下之势，譬如一身”领起。“王公贵人”十分注意“养其身”，却“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疾”。作者先并举两种不同的现象，把它具体描绘之后归纳为“王公贵人”不能经受任何微小的“风雨霜露寒暑之变”，“农夫小民”则“轻霜露而狎风雨”。论其根本原因，“农夫小民”日常生活中饱受锻炼，“故寒暑不能为之毒”，而王公贵人则不然。由此作者着重论述“王公贵人”之所以经受不起任何微小的“风雨霜露寒暑之变”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常日养尊处优。他们“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作者描绘和分析了这种常见的、人人皆熟悉的生活事实，不仅说明善于养身的人，必然“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须使他的官民习于经得起事变的道理。道理已经很明确，这篇文章以“夫民亦然”一句收住，回应本节开始的句意。全节的具体描绘与分析用意在于说明“天下之势，譬如一身”。

第二大段的第一节重点在申述首段提出的中心论点之一，即“知安而不知危”的危害性；本段的第二节着重申述“能逸而不能劳”的严重危害性。作者从历史故事、生活事实两个方面分别论证首段提出的两个中心论点。在充分论证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现象、矛盾、弊端已充分揭露，作者指出的“危害性”足以被人重视和认识了。文章转入第三大段，从当今(即苏轼当时)国内外主客观形势做了具体分析。

第三大段自“今者治平之日久”起，至“此臣之所谓大患也”止。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我的分段法与一般选本的分段有出入。从语气上说，“今者治平之日久”至“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这些文句与前文相连属较好。但从文章的意义上看，这一部分如果与“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一节相连，意思更集中，更得体。因为在这里，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当今现状。我的理解仅提供参考，未必妥当。现在姑且按照我的理解讲述。

前面已指出在第三大段里，作者集中从当今国内外主客观形势进行具体的分析，作者紧承“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的论证，首先分析当今国家的情况与举国上下的心理状态：因“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这是泛论。“论战斗之事”以下，则专就面对战斗一事而言。前者是因，后者是在这种具体事态前所产生之果。前者是泛说，后者是具体的也是针对当前人的主要思想和心理表现所作的发挥。在具体发挥中又分两层：“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这是一层。在分析上下官民普遍的情况时，作者更多指“民”。“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下，则指出士大夫的思想心理现状。指出他们“未尝言兵”，他们并错误地认为“言兵”则是“生事扰民”，认为“渐不可长”，要阻挡要“官兵”的这种思想苗头发展下去，这是第二层，着重说士大夫的情况。作者照应前段分析从生活事实中得出的结论，认为同样属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作者认为这种国内现状与思想情况是极不正确的，极有危害的。接着他分析了北宋当前所处的客观形势：“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一句，肯定地提出自己对形势的基本看法，只有“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这完全是愚人昧于事理自欺欺人的错误思想和态度。更用“此亦不然”四个字，重新肯定“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并驳斥愚者的看法，再次明确自己的论点。下面则逐层申述自己对现有形势的分析：第一层，指出宋不仅有西、北二虏之存在，且“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从国家言，并非上策。第二层指出即使以这种软弱的、屈辱的政策和态度迁就对方，并不能换得相安无事，因“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第三层，强调“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指西夏)，则出于北(指辽)”，西和北，两大劲敌，随时可起战争，在我是被迫，在彼为主动。第四层，虽战争爆发时间的迟速、远近难以断言，但总之“不能免也”。作者就这样步步紧逼，层层分析，得出对敌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如果肯定这种形势前途的分析，“天下苟不免于用兵”，如果“用之不以渐”，仍旧“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战争爆发，使民“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这种难以设想的大灾难压到头上。到此文章在充分地分析了主客观现状，论证了上述基本立论的现实重要意义之后，重新提出并着重肯定自己的论点：“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因本文是对天子而言的时务策，所以称臣)之所谓大患也。”就更显得切合时宜，十分有力。同时，这段分析也明确肯定了作者在首段提出的“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的论点。

既然战乱不可避免，患“将见于他日”，统治者就不能不有预见远虑，不能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所以第四大段，作者就提出“教战守”的对策和具体办法，这是回应首段指出的“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的严重矛盾而提出的解决办法。作者的措施与办法是：分别对“士大夫”、“庶人之在官者”、“役民之司盗者”三种人分别提出训练的不同要求，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即思想上重视“武勇”，军事上要掌握作战的战术战略，改变过去“绝不言兵”的风尚与思想；使“庶民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以便掌握具体战阵的技术，必要时上前线带兵作战；使“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具体掌握作战的本领。与此同时，统治者应检查其实际训练的情况。具体的建议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经过实地考核，分别情况给以奖惩。“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即逐渐对他们严格要求，使之最后无异于正规军队的训练。作者把有关兵事训练的对象、要求、考核办法一一交代清楚后，文章本可以圆满结束，但作者并没有收住，他重新提出“议者”的论点，加以反驳，意在反复提出教战守的必要，提醒统治者要采纳这一安民良策。段尾，作者提出教战守可以附带解决另一社会现实问题——屯聚的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全文就此结束。

四、写法特点

由前面的段落层次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立论明确，脉络分明，由虚到实，由古及今，由内及外，由大到小，有主有次。在反复论证中，不仅思想文字缜密严谨，而且也极为灵活而有变化，并且把它们寓于严密逻辑之中。所以灵活而不失于松散，有变化而不失于纷繁，这正是苏轼政论文章的特点。

作者在第一段中，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用问答方式提出问题、矛盾(即文中的中心论点)，以及不能正确认识或解决它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全段文字简明扼要，富有启发性，使全篇都为此段所笼罩。这是本篇的优点，也是作政论文章值得注意的地方。因问题提得明确，有启发性，语言尖锐而概括，便于读者掌握，便于引人重视。

在第二大段里，作者先证之以历史故事，后证之以生活事实。也就是从古今的历史经验教训，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两方面入手，论证自己提出的中心论点。两者论证的角度、深浅大小不一，作者企图说明的道理不变。这样，最宜于反复启发人认识“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害性，最便于反复陈述其危害性。如果作者不这样做，而在提出问题后，紧接着直接分析当前现状，反而会堵塞读者思路，无从诱导读者思考问题，接受其中心论点。所以，这种把文笔伸展开去的政论文的写法，不能看作是作者在文字上的迂回处理，而应看到作者之所以作这样安排，意在诱导人开阔眼界、思路，从而使人认识作者提出的中心论点的正确性。

这两节虽然都为了集中说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但两节各有所侧重，写法上也各有变化。说历史，则概括而言“先王”、“后世”。在对举概括说明后，又举足以说明问题的具体事实——开元天宝之际的盛世与猝然而起的、致使唐室衰微的安禄山叛乱作论证，先说道理，后摆事实而取得积极效果。说道理因“先王”与“后世”对举而鲜明可见，道理因有恰当的、典型的例证的证实而益加突出。政论文主要在说明道理，但必须有实例作论证，如此，则增加文章的说服力，这是大家熟知的事。文中所举唐开元一例，不仅令人触目惊心，证实作者提出的论点，同时，也含有暗示和启发的作用。因为以宋比唐，宋当今的形势远不及唐代开元之际。唐因“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不重视兵事，放松警惕而遭致唐室衰微的结果，如果宋今日不注意“当今生民之患”，无深谋远虑之计，其将来又当如何，文章中虽未直接提出上述问题，但不能不启发人深思与猛省。如果文章在叙述唐安禄山乱事之后，紧接着过渡到宋，分析当今形势，顺理成章，但作者却收住撇开不谈，为什么？我认为作者可能有两种考虑：—为道理尚待进一步陈述，在道理不为对方充分认识和接受之前，直接论及当今现状会产生思想上的阻力，不会接受“教战守”的建议。其次联系太紧，将冒犯当今帝王的尊严。两者相较无疑前者是主要的。所以作者把笔荡开，留待后文再集中分析“当今”形势。

在写法上，体现作者的对内容处理的灵活变化，论“先王”与“后世”的部分，是抽象的说理，举出开元之际的政治局面及安禄山之乱的史实，则是具体的论证。若从虚与实、具体说理与抽象说理而言，作者由古及今，论古是虚，说今是实，但与所举的史实相比较，古今对举的道理是虚，是抽象的，后者是实，是具体的。从他所举唐室衰微的事例说，明说唐而暗喻宋，说唐是虚，暗喻宋是实。不仅逻辑性强，层次井然，也见作者文章的变化。

在论证以历史故事之后，还未把道理说透，所以作者又以生活事实来论证其中心论点。开头以“天下之势，譬如一身”提纲挈领，点明用比喻的用心。以后专用“身”这一生活现象为比喻，分两层说明。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恳切、娓娓动听地摆出具体生活事实，借以说明深刻的道理，打动人心。用浅近具体的、人人熟知的事理为喻说明深刻抽象的理，是政论文章、说理文章不可少的，同时，也体现了苏轼写政论文、说理文善用比喻的特色。这一节与前节虽目的一样在于说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害性，但如前文已分析的，它侧重于说明“能逸而不能劳”的弊端。因内容不同，写法上也有相应的变化。它从具体的比喻入手，以‘农夫小民”与“王公贵人”对举，两层并起引入，文中更设问答，使文章避免平板，以提醒读者注意他所申述的“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的弊与“不畏”的利，归结为“能逸而不能劳”、“涉险不伤”。比喻说理到此已很透彻，点入“夫民亦然”一句煞住。但如果只看到这节文字的写法是避免文章平板的技术处理是不正确的，应首先看到它是按内容要求而出现的，也就是如何表现中心论点的需要而设的文字。这节文字是全文中最精彩，说理最透辟的文字。因为他举的是最常见的生活现象和事实，事实愈浅近，语言愈具体通俗，愈容易打开人的思路，启发人思考，因为它来自人的生活，也就愈能唤起人用各自生活的经验体会来印证。结果，道理被证实，不能不为人所接受。这就是我们平常以日常生活细事来说明大道理的写法，这也是本文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第三大段由泛述而专论“战斗之事”，再转为“士大夫未尝言兵”都是概括陈述，三五句勾出一个轮廓。更用详细的分析，具体地论述北宋目前所处的形势。因为它是作者论述矛盾的中心，也是作者最关心的事，所以语言犀利、愤激，层层剖析，层次转折多，每层意思都能说得较透较尽，并多使用短句，增加了文章的气势。文中并以“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两句中的两个“必”字，与第一段的“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两句中的两个‘将”字遥相呼应，使全文意思更加紧凑，这段文字不同于第二大段，以实写、具体分析为主，语言在层次中、长短参差的句法中求变化，最能见出作者思想语言的逻辑性。

最后一段是具体建议，文章最易写得平直，但文中因有反对者的话与反驳这些话两种对立的写法，增加了文字的变化，加强了自己的论点——教战守，不论对外、对内都可以达到强国安民的实际结果。

五、本文的局限

《教战守策》中对北宋统治阶级的苟安心理、士大夫绝不言兵的弊端给予揭露和批判，提出了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以及作者期望国强民安的善良愿望，都是值得重视的。但作者毕竟是八百年前的古人，属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因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局限。

最重要的是作者错误地把自己所隶属的、所熟悉的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士大夫的生活情况、精神面貌、思想倾向，笼统地说成是人民所共同的、普遍存在的。文章首先提出“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这一论点，贯彻全文始末。如说到盛唐，则说“人民日以安于快乐”，“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说到宋则说：“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作者在这里不加区别，笼统地视为上下共有的情况。我认为这些话如果是指地主阶级、士大夫而言，倒是恰当的，如果用来说明劳动人民的情况，那就完全不符合事实。劳动人民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知安而不知危”，丧失对外敌的警惕性，从这个角度说，作者指出这点不无意义。但如果追究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宣扬“太平盛世”，隐蔽了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劳动人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的见闻只局限于一域。就以北宋说，宋自建国初，西北、北方边境上并不太平，而劳动人民无从知道真相。劳动人民有深厚的爱国感情，如果他们一旦明白了民族危机，尽管他们是赤手空拳，但绝不像作者所说的“缩颈股栗”，“乞为囚虏之不暇”，他们会奋起保卫国家民族利益。清末的义和团反抗“洋人”的战斗，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不都是明显的例证吗？

若把“能逸而不能劳”的结论加之于劳动人民身上，尤为不妥。劳动人民在任何有剥削的社会中，从来没有“能逸而不能劳”的条件，只有劳累终日，不得温饱的事实，向来被人赞美的“开元盛世”也并不例外。开元天宝之际，唐王朝确乎空前繁荣，阶级矛盾虽然没有公开化，却在逐步深化。天宝年间，历史上就不止一次地记载了因剥削、徭役加重，致使人民贫困、逃亡的事实。这种情况，在文学中曾有反映，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曾写过一首诗——《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里分明写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荣枯咫尺异”的社会现象，怎能说“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呢！“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的，只能是，事实上也只是士绅、达官贵人、帝王宗室这些地主阶级的人物。如果看看所谓的“治平之日久”的北宋当时，情况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劳动人民必须忍受剥削，必须承担他们负荷不起的沉重赋税，致使阶段斗争尖锐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长期不间断。统治阶级屯聚重兵或为约束农民，或对他们进行了血腥镇压。“天下”何曾真正“太平”？农民想安于太平而不能，还有什么条件“能逸而不能劳”呢？苏轼无视于这些，而把统治阶级的苟安生活、精神面貌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我们必须加以区别，并且明白这正是苏轼的阶级局限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他未能针对当时统治者的对外根本政策给予有力的分析和抨击，也才会放松对统治阶级的苟安、骄奢而集中地提出指责。

教战守策①

苏轼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②，致民田猎以讲武③，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④，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⑤，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⑥。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⑦。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⑧。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⑨，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之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注解】

①本篇选自《东坡应诏集》卷四，《策别》的第十六篇。《策别》属于专题性质的时务策。《教战守策》是苏轼在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1)应贤才方正直言极谏科时对策(应考时所进的时务策)中的一部分。本文针对北宋苟安之习，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险；阐明官民皆须受军事训练，才能达到国强民安的目的。设喻浅近，说理透辟，是一篇比较切实的政论文章。

②隙——空隙。空闲时间。这里指秋冬农闲之际。

③致——召集。田同“畋”。畋猎，打猎。讲武，讲习武事。

④进退坐作之方——指操演战阵之法。进，进攻；退，退守。坐，即跪。古代人席地而坐，坐时以足跟承于臀部，这里即指跪的姿势。作，起。坐作，指行军时的休息和进军。方，方法。

⑤钟鼓——古代行军出战，皆鸣钟击鼓以为进退起止的节度。旌旗，军队中的旗帜。乱，指步调紊乱，无所适从。

⑥心志——意志。刈，斩断。斩刈杀伐，指交战时白刃相交的情形。慑，畏惧。

⑦盛节——盛德之事(包含有措施的意思)。

⑧卷甲——甲，铠甲。卷甲，把武装收拾起来。

⑨甲兵顿弊——兵，兵器。顿，损坏；弊，破败。意指军备残破。

卒——同“猝”，仓猝。

讹言——谣言。这里有人心浮动，传播谣言的意思。

开元、天宝——都是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开元(713—741)，天宝(742—755)，是唐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号称盛世。

酣豢——酣，酣乐、耽溺。豢，本指用饲料喂养牲畜，这里作“养”解。此句指耽溺于嬉乐的生活。

刚心勇气——刚心，坚强的意志。

“消耗”以下数字——消耗，消灭，亏损；钝眊，钝，迟钝，指失去锐气、进取心。眊(冒mào)，目不明，引申为神智昏聩糊涂。痿蹶，痿，肢体麻木。蹶，僵硬，僵化。

禄山——安禄山，天宝间为唐范阳节度使，叛唐王朝，发动天宝之乱，内战延续七、八年之久。“一出”，指安禄山忽然出兵叛唐。乘，乘机，利用时机的意思。

“乞为”句——乞求当俘虏都怕来不及。

因以微矣——因此衰微。“因以”一本作“固以”。

至——完备、周到。

告疾——因病而中止(劳动)，即指生病。一本作“告病”。

盛夏力作——炎热的夏天里辛勤劳作。

穷冬暴露——穷冬，深冬。暴露，本指白天被日晒，夜晚被霜露沾湿，这里指冬天在风雪中生活。

“其筋骸”三句——意谓筋骨敢于冲犯风雨，肌肤敢于被雨露浸渍，农人对风雨霜露采取藐视的态度。浸渍，本指被水所淹，所浸，此指受霜露浸袭。轻，轻视。狎，狎昵，因轻视而敢于接近。

毒——毒害。

重屋——有二解：一为双重屋檐的屋(《考工记疏》)，一为楼(《说文》)。这里泛指楼阁。

袭裘——穿上皮袄。衣加于外叫袭，动词。

御盖——撑伞。御，用。盖，伞。

虑患之具——预防病患的工具。

狃于——狃音niǔ，狃于，习惯于，安于。

刚健强力——结实健壮坚强有气力。力，力气，抵抗力。

渐不可长——不能让有苗头的事再发展下去。

无自而有——没有机会发生。即没有发生的可能。

西、北二虏——当时对西方的西夏和北方的契丹的轻蔑称呼。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1004)，宋与契丹有澶渊之盟，规定宋每年付契丹银绢三十万。宋仁宗(赵祯)庆历四年(1044)，宋与西夏定约，每年给西夏银绮绢茶二十万五千。百万，百万贯钱。

要——读平声。要以，总归，总之。

渐——渐进。意指由浅入深，由生而熟。用之不以渐，意思说，用兵不采用逐步培养训练的方式。

“庶人之在官者”句——服官役的平民，教他们以军事操练。庶人，平民。行阵，军队的行伍阵势。节，节奏。操练时须步调一致，故有节奏。

役民之司盗者——差役负责治安工作的人。

都试——汉代一种讲武习兵的考试制度。每年秋后农闲时，太守召集各地骑兵聚于郡府，进行课试，以修武备。见《汉书·韩延寿传》。

以军法从事——按军法办事。即按照军法部署约束办事(包括练习作战之法，与奖惩等具体办法等)。

动民——骚扰人民。

挠——干扰，挠，一作“悚”，威吓。

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把没有受到军事训练的百姓驱使他们去打仗。按，《论语·子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小恐——一本作“小怨”。

孰与——何如。一旦之危，一旦发生意外的变故、危险。

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欺侮、压迫百姓而要挟上级的。陵，欺侮。压，压迫。邀，同“要”，要挟。

敌——匹敌。意指教民为兵，使那些正规军(即上文“天下屯聚之兵”)知道有力量足以匹敌。

奸谋——指“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的卑劣的事。折，挫折，压制。

利害之际——利害之间，这里指利与害两者之间的关系。